三、中国广播影视产业未来发展的五个重要问题
基于以上对于中国广播影视产业目前格局的描述和评价，我认为未来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任重道远。其中，有五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思考。这五个问题分别是：政策导向问题，着力点问题，发展方向问题，发展结构问题和支撑性因素问题。
第一，政策导向问题。
如果说之前我国政府在发展广播影视文化产业方面制定的政策更多倾向于产业自身的建构，那么今后一段时间，我判断我们国家的政策将更多倾向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者说公共文化服务的比重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当中会得到较大的提升。
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如同整个文化发展的两翼，应均衡发展，不可偏废。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文化政策上过多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直接导致了商业性热潮。按照政策导向设置的规律，为了维护一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基本平衡，如果文化产业过热，必定要用另外一个政策去平衡。所以我判断未来几年，中国广播影视业在发展产业的同时，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力度可能会加强。一方面广播、电视、电影要继续面向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一定要让更多的老百姓感受到文化的存在，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利益。如果普通公众没有感受到自己获得的文化服务，只感受到票价在上升，收视费在上升，不但不符合社会发展平衡的规律，更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性的要求。
目前广播影视产业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区，当遭遇台风或者雪灾的时候，赈灾中的应急广播配备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浙江，从提出“村村通”到号召“户户响”，不但保证电视通到每个村落，还保证户户都有广播的声音；在边远农村、甘肃等西部地区，电影下乡将企业、社会团体、城市居民和农民联系在了一起，共同参与，共同分摊，令电影公共文化得以普及；西新工程将广播电视覆盖到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不但给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带来了实惠，也在与疆独、藏独，以及西方国家反华言论和分裂中国势力的意识形态博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可否认，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普惠性、便利性等领域的长期关注和实施相比，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还有很大推进空间。在今后发展阶段，除了继续拓展产业本身以外，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将成为广播影视领域全新和重大的政策导向。中国广播影视产业要抓住这个机遇，有所作为，一方面发展产业，另一方面也要思考如何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将产业所得利益回馈社会，与百姓分享，反过来也能更好地推进产业的发展。
第二，着力点问题。
我认为强化创新是广播影视产业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创新包括内容的创新、形式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和艺术的创新。没有创新，广播影视产业不可能有未来。我曾经对中国电视的创新做过一个概括，认为中国电视的创新有四个“媚”：媚洋、媚俗、媚雅、媚利。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电视的创新为什么很难推进，是因为存在四种风险：政治风险、社会风险、艺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中，现实利益的纠葛和市场风险的存在是常态，中外概莫能外。但是从全球的成功经验来看，如果因为害怕风险就秉持犬儒主义思想，放弃创新，做出保守的选择，必将碌碌无为。以电影《泰坦尼克号》为例，卡梅隆的团队在对内容、类型、剧情、角色，甚至演员选择上做了几年的大型调研的基础上，才做出了精准的市场定位，这是创新的必由之路。他的《阿凡达》同样十年磨一剑，通过对3D技术的创新性运用造就了全新的观影效果，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拉动了整个电影世界的3D热潮。所有的成功都来自潜心创新，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如果想有作为就必须在创新方面下更大投入，方能跟进、超越甚至引领全球影视产业的前沿和潮流。
第三，发展方向问题。
任何产业都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追求，无可厚非，但同时我们要看到广播影视产业的特殊性。广播影视产业不但具有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文化属性，需要担当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在塑造国家和民族形象，在传播整体文化软实力领域，它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明确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方向。
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我们有很多专家主张全盘西化，以与国际接轨和遵循国际惯例为名，把全球化当作产业发展的首要选择，没有看到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意味着美国化。一味提倡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们也不应简单封闭文化环境做产业，但是必须认识到广播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其价值首先在于文化自身，没有雄厚的民族文化核心价值的支撑，产业不可能走远，也不可能长久。因此，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应当成为我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方向性问题。
在美国好莱坞，由于美国自身文化历史的短暂和文化积累的有限，其电影的主题常常是非历史的、面向未来的科幻片或者是面向当代生活的情感片、伦理片。当主题涉及到历史、文化的内容，就需要从文化底蕴更为深厚的欧洲去寻找，例如斯巴达克斯、希腊、埃及，或者从东方去挖掘。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好莱坞在自己的电影里不断强化中国元素，以期更好地占有中国市场。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发掘的都是中国的文化资源。
美国人在电影生产中，重视中国文化资源，用中国的文化资源赚中国人的钱，而我们自己却对本民族的文化缺乏保护和传承的意识，这确实是我们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让人忧心的问题。在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上，我们更多的是崇洋媚外的心理，一味地把美国式的选择作为我们模仿的对象，不但在电影领域，在广播电视领域这种心理比比皆是。比如目前各类电视选秀节目大多是对欧美原版的复制和翻版，忽略了对本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挖掘。我认为未来在中国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方向上，必须坚定的走本土化路线，依托中国国情，充分挖掘本民族文化资源，同时吸纳全球的文化资源，打造“中国创造”的广播影视产品。
第四，发展结构问题。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到底应该有怎样的发展结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跟我国媒体的体制机制关系密切。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事业体制与产业结构更多是按照行政区划的方式进行设置，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所谓四级办广播电视的体制。这种按照行政区划而不是按照市场有效资源配置的产业结构给广播电视的发展带来了阻碍。在很多不发达或者欠发达地区，一个省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效益可能还不及东部发达地区一个县级同类机构的收益，尽管前者的行政级别更高。但如果完全按照市场化方式来结构广播电视产业，西部的很多广播电视机构就会被东部兼并，又可能带来意识形态宣传的失控局面。
我认为目前纯粹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产业结构仍然有保留的必要，尽管它对我国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肯定存在消极的影响，但是彻底的市场化可能导致后果更严重的乱局。比如一个效益高的县级台是不是就可以兼并一个经营不善的省级台呢？
从现阶段理想的产业发展结构来说，我的观点是鼓励前沿，适当控制后端，让中间的部分相对自由。比如在国际化程度高、意识形态宣传上压力相对不大的上海，完全可以在广播电视产业的经营方面率先放开，用成功经验拉动中部地区在产业化探索上往前推进一步。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则可以用东部地区产业的收益去作补贴，维护西部广播电视业的基本生存，保证它承担更大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宣传工作，比如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建构战略屏障，保证政治安全。总之，在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结构的设置上，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需要综合考虑，既要考虑市场因素，也要考虑政治因素。
电影的产业结构与广播电视有所不同。在我国目前的电影产业中，商业大片往往模仿好莱坞，尽管规模大、效益高、票房高，但内容也受制于西方投资方和发行方的约束，所以在文化表达方面，常常显得中国文化含量不充分，甚至出现扭曲的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性。文艺片尽管有文化诉求，但投入小，效益不高，缺乏市场影响力。所以，从电影产业结构来说，中国缺的是介于商业大片和文艺小片之间的中等投资规模产品。这类电影投资相对不大，但是产值相对较高。既能激发产业的活力，又能融入适当的文化含量，比如《云水谣》《致青春》和《泰囧》都是比较成功的尝试。中等投资规模的电影发展起来会对整个电影发展结构带来正向的效应。
第五，支撑性因素问题。
支撑性因素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才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资金的匮乏是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软肋，大陆从香港、台湾吸引了资金来发展广播影视业。在上一个发展阶段，广播影视产业缺乏的是政策环境，我国出台了推动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到今天，当资金和政策已不是最迫切的问题时，人才问题日益凸显。在20世纪80年代，广播影视曾经人才济济，生产出了一大批广播影视的精品。而今天相比美国、日本和欧洲，我们最欠缺的是广播影视各个方面的领军人才。因此人才是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支撑性因素，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广播影视产业起步不早但发展迅猛。尽管在全球广播影视产业的竞争中仍属后来者，欠缺经验，也有很多历史的难题需要解决。但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一个有着非常庞大的、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的GDP支撑的国家，一个拥有全球广播影视体量和规模最大、机构最多的国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资金与政策支持的逐渐到位、着力点的明确、发展方向的调整、发展结构的完善以及人才培养的不断跟进，中国广播影视产业的未来有可以期待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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