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本土的新闻传播理论创造能力不足成为一个被重视的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对《青年记者》编辑部提出的一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问题
问题是：“所谓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是‘真的西方’还是‘我们眼中的西方’？”
设问或者说问题设置是一种研究的态度，这是值得赞许的。从字面上理解，这个问题显示出一种关切和一种焦虑。就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闻传播学教科书尤其是关于传播学的教科书而言，无一例外具有西方理论谱系的主干性痕迹，这是指其中基本的概念结构。这个学科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从数量规模（专业院系、师生人数以及教科书种类）上已经形成人文学科的重装兵团，并伴随着中国传统媒体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黄金期，大量的媒体创办和各种固定投资的增长催生出若干新的专业方向。
新闻传播学这个学科本身的内容建设，要和社会转型、制度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溢出的大量信息及其社会化过程产生强烈的互动关系。一个悖论是，差不多在十年前，在惊动全国乃至世界的“非典”事件中，我们即发现，面对这个过程中不确定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恰恰是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或其他学科在主导知识话语权。在后来的传媒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逐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日新月异的新信息平台上。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创意信息、信息终端、营销平台，越来越多个人化而不是机构化的信息，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反讽泛化为八卦和恶搞，信息流正在逐步淹没过去的教科书所提供的若干阐释框架。这或许是我们理解为什么这样提问题的一个专业背景，当然也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所难以回避的一个挑战。
这里的问题还在于设问的诡计或者说提问本身暗含一个意识形态陷阱，难道说“真的西方”就不是“我们眼中的西方”，那么这个真从何而来？反过来说“我们眼中的西方”不等于“真的西方”，那么“真的西方”又是什么？似乎是一个本土版本的东方主义，就是说无意中把自己当作西方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的对象。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东方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东方主义虽然可以是一种研究东方的知识总体，同时也可能代表对东方的看法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睿智的法国学者福柯称为“异托邦”。当美国学者萨义德在其代表作《东方学》中揭示东方学在试图理解其他文化的同时，也勾勒出这个将东方的生活、文化、社会从属于西方知识界修辞方式的历史过程。
任何有过跨文化传播经验或国际传播常识的人都会同意这一事实现象，即在今天的东西方或者中外信息传播的数量比例当中，西方是出超的一方。这种信息逆差无疑是国际传播流程中话语权不平等的基础原因，反过来激励我们试图通过信息把握来实现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遗训，或者希望有一个他者扮演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动机是无可非议的，但我更希望找到一条方法论的思考路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仅仅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与新闻传播的关系，而是要把这种关系联通在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性进程当中。
辨析
要认识“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先考察其新闻传播实践活动的历史脉络和历史逻辑。与其说理论是路标，还不如说理论是地图。任何理论只要是源于人的创造，都难以避免一个地域性的问题，由此产生我们评估理论品质的两点判断：
第一，理论的产出应该是其实践活动、经验活动或经验考察的产物。比如美国学者关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若干案例，其实就是针对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在美国的大众传播领域所产生的问题，后来不仅转化为教材，更有意义的恐怕是为美国的社会管理、产品管理乃至后来称霸全球的观念营销和产品营销找到一条有效的知识生产路径。不然我们就难以理解，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与前苏联争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发展传播学能够成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当中的重要配置，伴随着始作俑者的施拉姆本人的亲临现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传递传播学的信息。
第二，从实践出发，任何理论的生命力本身在于本土实践的验证；而理论的输出或者说理论旅行能够成立，一定需要接纳这种理论的环境本身对这种理论进行再生产，即话语的修正或再造。从这个意义上说，麦克卢汉思想的核心，即“媒介即讯息”是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信息传播技术形态的媒介无论多么新颖，要创造出信息需要它本身和环境的互动，也就是和人的互动，也就是能够成为所运用的人进行创造性表达的手段和工具，从而展开信息再生产和理论再生产的新界面。
意见
那么，从知识的逻辑出发，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西方”信息传播理论？这里提出几点参考意见。
第一，人类的新闻实践是历史的产物。人类有史以来就伴随着传播活动，从各种视觉和听觉的符号性表达开始。而作为有规模有组织的群体行为，新闻是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工商文明阶段以后的社会实践活动。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新闻业的来龙去脉，无疑是把它看作一种组织社会信息流通的手段，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规模，这需要有收集加工信息的采编人员、组织新闻生产的技术手段、固定接收信息的读者群体和从事发行推广的经营能力，并逐步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职业领域、社会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直到被纳入现代民族-国家法治管理的范畴。
世界新闻史告诉我们，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方式出现是在中世纪之后，也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所推动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表达，工业革命和国际贸易所加速的货物商品的流动，当然还有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事实上是人和物的流动加速之后所必然要求的信息的流动和助推力。要把这种信息生产转化为能够被普及的文化经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技术突破是谷登堡所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整个西方文明从诵读和手抄本时代进入印刷文明也就是平面媒体的时代，基于印刷文本的各种主义伴随着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成为被殖民国家或地区各种外来思想的来源。
第二，传播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在诉求。西方文明的宗教内核决定了西方文明本身有一种传教士精神，因为宗教本身就是关于被神化的人及其话语的传播过程，然后有组织、有仪式、有文本、有戒律，差不多成为社会制度结构的一个原始版本。而从哥伦布时代开始的西方文明的向外扩张，始终伴随着传教士的身影，法国传播学者马特拉在上个世纪就指出这一点，从而坚持一种对全球化的左翼批判立场。今天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去思考，我们还可以把基督教的天命观作为理解美国为什么会产生国际霸权主义的一条理论线索。
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中国近代最早的新闻报刊本身也是传教士活动的产物，几乎与中国近代工商业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步。而今天关于各种价值命题的考察和争辩，其实都是在围绕着这种或那种价值的传播所引发的效果的评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主导的传播意识形态的加盟、呼应或抵制与反抗。
第三，新闻传播的叙事同时包含人和技术。人类文明史基本上是一条叙事线索，这不仅仅是人的叙事，还应该有物的叙事，就是关于人和物的关系的叙事。按照黑格尔主义的观点来说，就是人是否在对自然的关系中最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借助自然的、物质的力量来体现人的力量和创造性，马克思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这个思想。从西方文明史的线索来说，始于中世纪之后的科技创新，是人的思想解放以后的结果。今天的“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也在持续这一历史逻辑，就是把信息传播和人的认知能力与技术支持联系在一起。
记忆中最早的一个线索是1989年，我在法国读书时就看到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列维（Pierre Levy）的《机器世界：创造，认知和计算机文化》（La Machine Univers.Création,cognition et culture informatique）一书，他把计算机与社会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最早提出互联网是一种集体智慧。他的指导教师（相当于中国的博导）资格答辩是在法国的司汤达大学进行的，主持答辩的著名学者米涅（BernardMiege）在当时并不很欣赏他的观点，但在课堂教学中反复强调“网络”这个概念，实际上也在突出人和新闻传播关系的复合性质和立体观照，后被现实所证明。
反思
以上三点并不全面，由此引发我们对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就是说任何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一条历史性的线索作为出发点，也无法脱离一种意识形态的思考作为内核，更难以回避技术创新对实践能力的挑战。
对新闻史或新闻传播史的重新回顾，首先是要还原有史料支持的历史进程的脉络。从皇冠9393体育平台方法论来说，需要增加新的观察角度和考察范围，如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阅读史、受众史等，不能仅仅把新闻传播的历史看做一种政治斗争史或路线斗争史，简化主义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我们的思维能力更加封闭、更加局限，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肤浅。历史的经验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对这种经验的挖掘和解读，可以成为理论创新的参照。
人的社会意识的来源是什么？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当中有不同的社会意识或者说社会意识的差异？如果说大众传播载体是一种组织社会意识的手段，那么如果社会在变化、在转型，如何重新组织大众传播载体去发现、去组织、去讨论各种社会意识的起伏、转化和流变？有关新闻传播的皇冠9393体育平台史告诉我们，在历史上能够被沉淀下来的有关皇冠9393体育平台思维都是和当时所思考的传媒的使命、责任及其功能相关的。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关键是理论和现实的对应关系，有多少种关系，就有多少种视角。
新闻和传播的命题离不开支撑新闻传播的载体，而这个载体本身的技术性质的改变导致人们意识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观，人类社会史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是人的意识观念更新的通道，并进而促进人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比如今天创意产业的全球性蔓延、用户制作内容的盛行、社会化媒体对新闻传播格局的结构性重组等。
理论的源头在哪里并不重要。对理论的认知和了解是一回事，对理论的把握和应用又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知识的逻辑，而后者更多是一种关系的逻辑，诸如力量关系、利害关系等。把这两者的关系在现实语境中统一起来，或许可找到理论创新的路径。
（作者系我校传播研究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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